翻开《瀛寰志略》，那段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描述映入眼帘：「都城有公会所，内分两所，一曰爵房，一曰乡绅房……」这些简练的文字，如同一幅素描，用极少的笔触勾勒出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让我惊讶的，不只是文字本身的清晰与精确，而是它所呈现出的视野——一个生活在道光年间的清朝官员，如何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，洞悉这些遥远制度的精髓？
徐继畬的书写没有附和同时代传统士大夫「天朝上国」的嘴硬。他在书中提到，英国议会两院制度中，「乡绅房」由民选代表组成，而增减税赋这样的重大决策，必须经过两院逐层审议。这种将权力交付于制度的设计，对道光年间的他而言无疑是前所未见的。而在谈到美国，他用朴素而精准的语言概括出联邦制的核心：「仍各部之旧，分建为国，每国政统领一，副统领佐之……四年为任满，集部众议，众皆曰贤，则再留四年。」在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年代，他已看到了权力被规范、轮替与制约的深意。
这种视野，让他看穿了表面的「船坚炮利」。他隐隐暗示，大清不应只关注科技或武器，而在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和执行。这种见解，如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。
可是，他的生平，却与这样的大视野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他在福州处理外国人的纠纷，因与林则徐等意见相左，屡遭弹劾，最后被革职返乡。彼时，他甚至连巡抚的任职都未到，却因神光寺的冲突，被定性为「不善抚民」，几乎断送了仕途。他不是未曾试图改变现状的空想家，而是一个在现实挫败中依然选择表达的人。书写《瀛寰志略》的徐继畬，是被困在山西乡野中的一个被罢官的老御史，他在纸上遥望的世界，显得与他的处境格格不入。
可正是这份「格格不入」，让他的声音在同时代里显得如此稀有。梁启超在《三十自述》中提到，正是因为在书肆中购得一本《瀛寰志略》，他才第一次意识到「地球上竟有五大洲之别，各国互异」。此书对明治维新有所启发，而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则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甚至在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上，那块唯一含有中文的石碑上，也刻着他对华盛顿的评价：「不僭位号，不传子孙，而创为推举之法，几于天下为公。」他不仅看到了当时西方的强大，更看到这强大的根源——在于制度中蕴藏的「天下为公」。
这让我深感震撼。徐继畬用一部书跨越了他的时代，而我呢？日复一日地在工作中奔忙，似乎努力着，却说不清这些努力的意义何在。与他相比，我的日常显得如此微小，甚至卑微。我很难想象，自己的这些琐碎忙碌，有没有可能像他一样，穿越时间，留下一点点痕迹，哪怕只是微小的启发。
在被罢官的清朝乡野，他将目光投向全球，将一些遥远国家的地理和制度介绍给未曾听闻的中国士人。他没有依附现实的荣辱得失，而是选择为未来书写。如果没有这些记录，梁启超或许仍然困于传统士大夫的偏见，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少了一份启发，而我，也不会在百余年后读到他的书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。
我深知，自己无法像他一样留下影响世界的文字，但他至少提醒了我：我的时间是否正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？我是否在对未来的某个「他们」说话，而不是只活在当下的局促里？
徐继畬在荒野中以文字开疆，而我呢？今天的反思，不仅是对他的敬意，也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。或许我需要的，不是更大的目标，而是更有意义的选择。
印度尼西亚雅加达
2024 年 11 月 17 日